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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古哈(Ramachandra Guha)

一九五九年三月最後一天,達賴喇嘛越過麥克馬洪線進入印度共和國領土。過去好幾年以來,這位西藏人的活佛統治者一直膽戰心驚地坐在位於拉薩的布達拉宮王位上,因為中國愈來愈積極介入他對西藏的統治權。有一份當時的資料來源宣稱中國在西藏部署了五十萬大軍,至少還有十倍以上移居西藏的漢人緊跟在後。

這絕對是高估的數字,即使如此,來到西藏的漢人數目也已經高得讓西藏人反感了。一九五八年,西藏東部的康巴人發起對抗占領者的武裝起義。在幾次成功的行動之後,這場叛亂就被漢人平定了,隨之而來的報復行動就是對達賴喇嘛本人的威脅。當新德里同意要提供政治庇護時,達賴喇嘛就在夜色的掩護之下,和一小群精心挑選的護衛隊逃離拉薩。

達賴喇嘛在達旺鎮的一間佛教寺院度過了在印度的第一個晚上,然後他沿著印度平原南下,來到阿薩姆邦的提斯浦鎮,他在那裡接受印度軍官的「盤問」,三個星期之後就被帶到新德里與總理見面。

尼赫魯與達賴喇嘛的對談讓他了解康巴人(Khampa)的叛亂。這場戰鬥十分慘烈,兩方都傷亡慘重。西藏上下都對共產黨反宗教的政治宣傳感到十分反感與厭惡,中國政府邀請達賴喇嘛到北京參加一場「文化盛會」時,幕僚警告他那只是個企圖逮捕與軟禁他的陷阱。他拒絕邀請之後,中國就開始訴諸威脅,因此他決定逃往印度。

達賴喇嘛告訴尼赫魯,西藏的任何改革都應該由藏人進行,以維持他們的信仰與傳統。中國的改革方式會讓他們變成「失去靈魂的民族」,如今他希望能夠在印度的幫助之下實現西藏獨立。他過去的恩師哈勒(Heinrich Harrer,經典名著《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 的作者)也鼓勵他向西方世界尋求幫助。

尼赫魯回應他,印度不能為了支持西藏爭取獨立自由而與中國開戰。其實,「除非整個中國的統治組織毀滅,否則全世界都沒辦法幫助西藏獨立」。尼赫魯告訴達賴喇嘛,如果他到西方世界去,只會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商品」而已,美國人或歐洲人對他的人民與初衷毫無同理心,「他們只想在與蘇聯的冷戰之中利用與剝削西藏。」

尼赫魯認為,「不獨立就免談」的態度對藏人來說毫無益處。他們必須保持與中國談判的途徑。印度可以協助雙方進行對談。但是西藏必須先修復與北京之間破損的關係。正如他所言,「現階段印度跟中國的關係很差,我們必須收復失去的領土,然而威脅或譴責中國也無法讓我們收復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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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逃離西藏時,印中之間的關係就已經降到冰點。一九五七年夏天,拉達克喇嘛(Ladakhi Lama)與國會議員巴庫拉(Kushak Bakula)就曾經造訪西藏,並且注意到西藏正在進行通往新疆的大規模道路建設工程。接著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一份北京出版,名為《中國畫報》(China Pictorial)的官方雜誌刊登了一份地圖,將印度東北邊境特區與拉達克的大片區域劃為中國領土。八月二十一日,一位中國大使館的顧問被請到印度外交部,由副祕書長交給他一份針對地圖提出的抗議文件。兩國之間的書信往來令人憂心的程度隨著通信的層級逐漸上升,風險也變得愈來愈高。十月十八日,外交部祕書寫信給中國大使,抗議新疆-西藏公路通過「查謨與喀什米爾邦的拉達克區東部是屬於印度的領土」。到了一九五八年底,兩國總理尼赫魯與周恩來開始通信,並且持續長達數年的時間。一開始雙方只是感到痛苦與困惑,最後卻變得憤怒且充滿敵意。

尼赫魯與周恩來的信件對於了解邊界爭議是相當關鍵的資源,雖然信件草稿可能是由官員所撰寫的,但是我們可以確信,信件內容一定經過仔細檢查,確保口吻與內容一致。這兩位政治人物在歷史上的定位都相當有趣,他們都被賦予——也可以說是背負著——一種使命感,企圖將長久以來受到欺壓的國家打造成在現代世界中名列前茅的強國。

印度:最大民主國家的榮耀與掙扎-挫敗的經驗
由左至右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周恩來。照片來源/Homai Vyarawalla,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在當代中國國家主義的層層階級中,周恩來排在第二位,僅次於毛澤東。大部分時候他就像當時中國的八億人民一樣,服從偉大舵手毛澤東的意志,更別說毛澤東突發奇想的計畫。但是在外交事務上他卻擁有發揮的空間,在中國的領導階層中,只有他曾經在西方世界讀書與生活過。成年後在巴黎生活,讓周恩來能夠說一口流利的法文,英文也說得不錯。正因為他愛好國際化的開放態度,當有人問他法國大革命造成了什麼影響時,他的回答是:「現在蓋棺論定還太早。」

正如施拉姆(Stuart Schram)所寫,到了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Bandung Conference)的時候,周恩來已經為自己塑造出「優雅且充滿外交手腕的外交官」形象,「與尼赫魯並列為非歐洲地區的兩位重要代表,雖然因意識型態不同而分裂,卻因為兩人都是亞洲人的身分而相互連結」。

一九五五年時,周恩來與尼赫魯或許只是政治理念不合,然而到了一九五八年,他們在國家利益上也出現衝突。那年的十二月,印度總理提筆寫下一系列給周恩來信件中的第一封信。尼赫魯一開始先表達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敬意,接著話鋒一轉,溫和卻語帶酸意地質問領土問題。尼赫魯回憶,他們兩人在一九五六年見面時,中國的領導人曾經表達他認為麥克馬洪線是英國帝國主義所遺留下來的看法,然而「因為中印之間的友好關係」,他的政府諮詢過當地西藏勢力之後,願意承認麥克馬洪線。接著周恩來肯定尼赫魯認為「中印之間沒有太大的邊界爭議」這個看法。然而現在《中國畫報》上卻出現了那張地圖,把中國的邊界「畫在印度領土上」。

一個月後周恩來回信了,信中說「在歷史上並沒有任何條約或協議曾經劃定過中印邊界」。麥克馬洪線只是「英國對中國西藏區的敵對情節所產生的政策」。就司法而言「並不合法」。對周恩來而言,印度人抗議的那條路「一直都屬於中國的管轄權之內」。「這一切證明了(與尼赫魯所言相反),中國與印度之間的確有邊界爭議。」這才是分析《中國畫報》的地圖時應該考量的前因後果。周恩來建議兩方都暫時維持現狀,讓邊界問題等待日後「友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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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尼赫魯回信了。他得知印度與「中國西藏區」的邊界並未得到北京認同時「略感訝異」,因為之前明明已經簽署了一些特定協議。包括喀什米爾與拉薩在一八四二年簽訂的協議,東方則有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所劃定的麥克馬洪線。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明確的地形特徵、分水嶺與山嶺,都能夠劃定兩國之間的邊界。雖然到處都有峽谷,但是尼赫魯認為對於「我們與中國之間大部分的邊界而言,以地理、傳統,以及我們的地圖上所劃定、條約也定義了的邊界為基準,就已經有充足的依據」。這封信的結尾述明希望「能夠早日針對這件事達成共識」。

在周恩來回信之前達賴喇嘛就逃往印度了,這讓事情變得複雜許多,因為中國對於印度大眾熱烈歡迎達賴喇嘛的現象感到極度不滿。他們因此遷怒於新德里政府,難道不是因為尼赫魯為這位西藏領袖塑造不幸的傳奇色彩,才讓他如此受到歡迎嗎?北京的立場是西藏叛亂並非公眾起義,而是由「蔣介石黨羽」與「美國帝國主義者」所支持的「上層階級反動」。中國的一些媒體甚至將之渲染,聲稱印度一個名為噶倫堡(Kalimpong)的小鎮是「叛亂的指揮中心」,而且德里政府受到「帝國主義者的宣傳鼓舞與密謀」所影響,「中印雙方的友誼早已從印度內部被摧毀殆盡」。

西藏難民在噶倫堡進行了一些宣傳活動,然而其重要性卻遭到中國的極端渲染與放大。事實上,印度內部曾經出現過更強烈的聲音,尤其是由政治人物轉變為社會工作者的納拉揚。納拉揚是西藏獨立運動的狂熱支持者,這是個在印度政治界中比較少人有興趣的領域,不過他的理想也獲得其他人的支持,例如印度人民同盟,他們希望新德里政府能夠公開在冷戰中成為美國的盟國,並且尋求美國協助「解放」西藏。然而,正如印度外交部長在達賴喇嘛流亡一個月後給予中國大使的承諾,「印度不曾也不會介入西藏內部發生的事情」,流亡領袖「在印度會獲得受到敬重的待遇,但是他無法在我們國家進行任何政治活動」。這是政府的立場,也是某些印度人絕對會反感的立場。因為正如外交部長所言:「印度的法律與憲法賦予人民在國會、媒體與其他任何地方表達個人意見的自由,人民也經常以給予嚴厲批評印度政府政策的方式表達這些意見。」

這並非北京可以輕易了解的細微差別,因為在中國,至少人民無法在公開場合對政府的政策表達任何批評。極權主義與民主這兩個政治體系之間的差異在兩國針對四月二十日在孟買發生的一起事件交換意見時,即可看出最驚人的區別。根據中國的版本,在北京與新德里的來往信件中,日期註記為四月二十七日的信件內記載了一群抗議者高舉標語並且發表演講:

認為中國在西藏區內鎮壓叛亂即是帝國主義者的行為,並且發表了許多各式各樣的詆毀言論。更糟糕的是,他們還在中國總領事館的牆上貼出了中共國家主席毛澤東的畫像,並且對其丟擲番茄與臭雞蛋,此為非常嚴重的惡意侮辱。這些暴民在侮辱畫像時,印度警察卻只是站在一旁,並未積極介入阻止。還叫圍觀群眾讓開,好讓通訊記者能夠拍照⋯⋯

對北京而言,孟買的事件構成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以及中國人民最敬愛領袖的嚴重侮辱」。這種侮辱是「廣大的六億五千五百萬中國人民絕對無法容忍的侮辱」。抗議者說,如果這起事件「沒有經過妥善處理」,或是「印度政府的回應令人感到不滿意」,那麼「中國不得到令人滿意的處理便絕對不會善罷甘休,意思就是,即使經過一百年也不會就此罷手」。

印度政府的回應則是:「對毛澤東主席的畫像受到無禮的對待深表遺憾,因為印度與這位受到敬重的國家主席之間有非常深厚的情誼。」然而他們不承認當時值勤的警察曾經以任何方式協助過抗議分子;恰好相反的是,他們「站在(毛澤東)畫像前,防止它再受到任何侮辱」。新德里政府承認抗議分子的行為「非常糟糕」,可是中國政府當然也明白,在印度法律規定中,只要是和平進行的活動,政府就無法擅自禁止⋯⋯這些遊行也經常在非常靠近國會的地方舉行,而且印度的遊行非常喜歡拿出各式各樣反對高官或偉人的標語。過去也曾經發生過不理性的群眾高舉甘地與總理的畫像,並且以不禮貌的侮辱方式對待它。只要在沒有暴力行為的情況下,印度的法律與憲法皆賦予人民高度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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