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河通訊處
恆河通訊處：重返印度，令人困惑又著迷的時空感和相遇
吳耀庭 /
I 出發印度
想起在二十六歲的時候，人生首次的獨自旅行是去印度，原因其實與一位歐洲的建築師有關。
出發印度前的一年半，當我還在陸軍總部服役的最後三個月，時常忍著疲倦與睡意，在午休的時間把瑞士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全套八本作品集裡的設計圖，用一卷黃色草圖紙和一隻紅色工程筆好好描過一次。那時總覺得非得如此，在軍中度過的人生才不會有太多的空白。
有一日當我描到柯比意在1950年代幫印度旁遮普邦（Punjab）設計的首都昌迪加爾（Chandigarh），看著書上幾張有穿印度傳統紗麗的女工，水邊還有大象的黑白施工照片。那樣的風景是由西方當時最前衛的現代建築，疊合著與東方古老風土而成的魔幻寫實，看再多次都讓我難以相信世界上真的有這個地方。
不久之後，我退伍去了宜蘭的田中央事務所上班。工作滿一年時，打算在農曆年假的時候去一個奇幻的國度旅行，做為自己出社會一年的紀念。還記得原本我想去的是烏蘭巴托，想一探壯闊無人的蒙古草原，但是當我上網查了一下氣候與聽聞中國春節的火車人潮後，很快就打消了念頭。這時候曾經在黃色描圖紙上用筆描繪過的印度昌迪加爾又忽然浮現眼前，那個我難以相信真的存在的柯比意城市。
柯比意的昌迪加爾，就像是一個古老的傳說那樣虛幻與遙遠，以致我從沒想過要親自去尋覓與探索它，當時的我也未曾想過有一天會走訪印度這個我過往沒有興起任何幻想與期待的文明風土。於是想要探險的心情就這樣讓我在2010年前往了旅行難度甚高的印度，也開啟我人生第一次的獨自旅行。
因為從未自己獨自一人遠行過，加上對印度近乎完全不了解，我想此去大概會是個充滿意外而難以掌控的旅行吧，所以我最後只買了來回機票，至於入境印度後的火車與旅館，以及所有行程皆無事先安排，我打算人去了那裡後，再視實際狀況做選擇。
那年我還沒有智慧型手機，整個旅程甚至完全沒有網路能使用，我只能依賴一本印度火車全年度的時刻簿，以及一張張可折疊的城市地圖，來指引我在廣袤的印度北部每一次的去留與旅行方向，可想而知這十多天是多麼忐忑不安又充滿冒險感。
也許因為特別茫然，所以記憶也格外深刻。之後當我旅行結束回到臺灣後，時常夢見自己仍困在印度城市裡迷途與焦急地尋路、不斷地碰到善意指引方向的人，又或者是專對外國觀光客下手的騙徒。像是在異國得到了傳染病般，這個情形斷斷續續地大約持續了有半年之久。
當我抵達了印度，經過了大大小小、難以預料的波折後，第二天清晨終於從新德里搭火車到了昌迪加爾，果不其然為了要拿到進入柯比意設計的第一行政區的入內許可證，我比預計的行程多留了三天。等我好不容易到了期待許久的現場，才發現現場的柯比意建築除了法院（High Court）、議會（Palace of Assembly）、秘書處大樓（Secretariat）與「張開的手」（Open Hand）紀念碑外，原來我最期待的昌迪加爾總督宮（Governor’s Palace）並沒有被真實營建出來，先前在柯比意作品集上看到模糊的黑白照片，其實是以模型拍攝而成的⋯⋯
就這樣為了尋訪柯比意設計的昌迪加爾城，因而踏上我的印度之旅，沒想到這一去，就接連在四年內密集地一共去了三次印度。從最早排斥任何觀光行程，只想專注在柯比意在印度的現代建築，卻隨即對印度的風土、城市產生興趣，當我第三次來到印度時，才終於來到以恆河河岸為名的印度古城瓦拉納西（Varanasi）。再過了四年後，我2017年的第四次印度旅行，就幾乎只待在瓦拉納西達兩個月之久。
Ⅱ 印度人，與來印度的人
你還記得上一代臺灣人在傳統菜市場如何殺價吧？出生在80年代的臺灣，雖然小時候還看過母親在菜市場殺價的過程，但是自己無論如何，對殺價是難以啟齒的。可是討價還價在一些印度城市中搭車、或在觀光區的商家購物時是必要的階段，殺價的通則標準是砍到半價為止。第一次到印度時從先是不習慣，慢慢地轉換心態後，告訴自己將它視為一種和當地人的互動。後來甚至變成一種向對方表現自己不是初次到來的肥羊的宣示。
殺價可說是在印度旅行的一部份，可是每次來印度大約過了十天後，就開始因為覺得疲憊與厭煩，漸漸不在乎而放棄了。有時候不殺價是在已經知道行情價後，聽到心存惡意的報價，而真的憤而離開（通常裝作離開是殺價過程的戲碼之一）。有時候可能則是剛好相反的情緒。
同場加映
來跟印度人學談判，走到哪兒都不會被騙！
第一次到昌迪加爾，這個由瑞士籍法國建築師柯比意設計的都市，因為依據西方都市的交通流量來規劃，而有著大多數印度城市沒有的寬闊道路系統，那樣巨大的尺度難以以雙腳步行，非得搭乘三輪車或嘟嘟車（tuk-tuk）才行。記得有一次我一天內分別在城市不同地點遇到同一位三輪車伕三次，不得不感嘆和他奇妙的緣分，於是最後一趟，我就任由他開價了。
多年來最難忘的一次沒殺價，竟然是由於當地人先幫我殺好了價。
一樣是發生在昌迪加爾，一天下午當我正要走入由柯比意設計、偌大的行政中心區時，被入口的警衛擋了下來，高壯的警衛包著白色頭巾、臉上蓄著濃密鬍鬚，正是錫克教徒的裝扮。待我說明了參觀建築的來意後，他卻仍不放行，瞇起眼睛笑孜孜地問我能不能給他一件臺灣禮物（Taiwanese Gift），我不知道他只是在開玩笑抑或真的在向我敲詐，正猶豫要不要掏出皮包裡的新台幣百元紙鈔時，忽然靈機一動地向他說：「我可以幫你寫你的中文名字。」
於是我未等他答應就先拿出紙筆遞給他，只見他寫下名字後，我先在旁邊寫出同音的中文字：白樂帝夫・幸。然後又在每個中文字下方寫個字的英文注釋，分別是： White、Happy、Emperor、Men、Lucky。他聽完後，非常滿意這個「臺灣禮物」，而開懷地大笑，我也就順利地被放行進到我期待多年已久的建築。
到了傍晚，當我回到管制口正要搭乘排班的嘟嘟車離開，這時仍在值勤的白樂帝夫・幸走了過來，把我的司機叫過去講了一番話後，又過來告訴我，他已經用他的「官威」幫我談妥了車資，還特地囑咐我切記不要多給錢。
多年來我一直被印度人這種善惡模糊的個性，困惑又吸引著。
印度不只是地理上的一個異國，而是一種獨特的時空感。
第一次抵達印度的那個晚上，我帶著一天的緊張、驚嚇、恐懼與疲憊，走出了擁擠的新德里火車站，在月光集市（Chandni Chowk）附近看了幾家旅館後，就盡快地選了一家逃了進去。在辦理入住填寫資料時，在名單看到上一位入住的女訪客恰好也來自臺灣。待我在房間安頓好行李也沉澱許久後，一整日還沒有進食的我正要出門覓食，見到了一位已經換裝好印度衫褲的亞洲女子，正在櫃檯和幾位旅館員工有說有笑著，她看起來有種嬉皮式的不拘與開朗。待我先用英文確認好她的來處是臺灣後，初到印度就迷失在它如深洋的時空感的我，像是忽然見到了浮舟，隨即用中文開心地向她說我也是臺灣人。
不料，她瞬間整張臉沉了下來，正眼也不瞧我，只冷冷地說：「是嗎，我是某某某，是某知名旅行部落客，你應該聽過我吧。」
相對於對印度員工們開朗放聲的談笑，她反應的態度讓我摸摸鼻子離開後，一直思索自己方才是何處冒犯了別人？後來我又在印度生活了幾天後也漸漸明白，世界上許多旅人正是要為了要脫離日常的工作與生活環境，而遠涉千里至此，進到這個充滿色彩、香氣、神祕文明與宗教的異國氛圍，印度甚至不只是地理上的一個異國，在這裡你甚至像是穿越時間回到了古代，因為在印度許多人現在的生活方式可能維持和數百年前的祖先一樣⋯⋯
也許她也正在進行如此的旅程吧，而與同鄉的我相遇，反而嚴重破壞了她當下的心境。
印度的交通過程時常是旅人們相遇的時刻。在前往郊外的長途車程，若是剛好遇到有相同目的地，即使是互不認識的異國旅人們往往會願意共乘來分攤車資。
有一次在阿格拉（Agra）剛走出泰姬瑪哈陵，在嘟嘟車上談好價格而正要出發時，一個年輕白人男子經過，聽見我也去他正想去的地方，就跳上車對我笑著說要和我一起共乘。
他是來自荷蘭的 Jochem，恰好是個也學建築的學生，念完代爾夫特理工大學（TU Delft）建築系一年級後就先休學一年在亞洲旅行。當天我們從郊外陵墓回來後，隔天又相約吃阿格拉有名的蛋包飯，再一同結伴搭車去更遠程的一個荒廢的皇宮，最後在落日前回到城市，在四層樓高的屋頂天台喝印度奶茶，對二十六歲的我而言，這竟然是第一次像歐美電影裡一樣和朋友喝下午茶聊天。在傍晚微冷的屋頂，這時整個阿格拉城響起了從各個清真寺播放的祈禱文，我們悠閒緩慢地品嘗茶溫與辛香，看著泰姬瑪哈陵的圓頂隨著天光的轉換而呈現紫紅色，做為在這個城市旅行的結束，同時也等待稍後各自前往下一個城市的火車，繼續彼此的獨自旅行。
Ⅲ 回到瓦拉納西
2017年的四月五日，經過二十二個小時飛航，我在當地時間傍晚六點抵達瓦拉納西機場。這裡和印度其它城市絕大多數的航站、火車站和巴士站一樣，大門口總是聚集著殷勤拉客的計程車司機與三輪車伕，以及來自世界各地、已經習慣將討價還價視為必經程序的旅人。
這雖然是我第四次來到印度，然而在揹著行李出大門前，仍然需要先閉眼睛再做個深呼吸，準備好面臨即將而來人群的包圍。我總是對率先迎上來的、或是積極搶生意的車伕感到戒備，而視若無睹地繼續往前走，去向人群外圍一點的司機詢價，其實這樣的挑選方式一點意義也沒有，偶爾還是會碰到下車時抬價，或是目的地還沒到，就找理由把你趕下車的司機。
這次在瓦拉納西機場門口招車時，也是和一位正要前往古城區的白人女士共乘一台計程車到恆河岸。來自智利的 Pia 剛過了她第一次印度旅行的頭兩個月，她在旅行過程中不慎扭傷了腳，腳踝還裹著繃帶，帶著行囊緩慢地行走。我們帶著自己的行李上車後，仍身處在各自旅行的疲憊，以及剛抵達陌生城市的思緒裡，在接下來四十分鐘塞車、沙塵與喇叭的喧囂中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談到各自去過的印度城市以及對瓦拉納西和恆河的期待，也談到她在旅行中飽受蚊蟲的叮咬。由於我先前三次來印度都不是在炎夏，所以這次除了帶必備的口服瘧疾預防錠，也聽從臺灣醫生的指示，謹慎地帶了蚊帳和高濃度的防蟲噴霧。
在黑夜的車潮中，身體缺乏對外在環境的感知，只能看著手機螢幕的 GPS 藍色定位點，緩慢地朝著我在恆河岸地圖標記的數個星號移動，這抽象的方式是唯一能確認身體與地理的關係。
每次旅行最初的抵達與最後離開的路上，對我來說是一種特殊的時刻，抵達的路上，感官往往還附著在上個國家與城市的經驗，因此切換到異地的當下，感官是敏銳的，往往能準確體會與辨識出新城市的差異與特色。
而在離開的路上我總是習慣透過回憶來總結在這個城市的經驗。所以旅行適合在能見度高的白天抵達，適合在看不見而能專心思考的夜晚離開。因此這一次在夜晚抵達瓦拉納西，讓我感到一種混沌與暈眩。
記得第一次來到瓦拉納西，是2013年搭乘從加爾各答（Kolkata）啟程的夜車，當時在好奇心下選擇了中下等級、沒有提供任何被褥的上下臥鋪車廂，結果凌晨就被印度大陸二月刺骨的低溫給冷醒，看著其他印度旅客有經驗地蓋著自己準備好的毛毯安穩地睡著，我只能抱著背包縮成一團取暖，苦撐難以入睡的一夜。
半夢半醒之間，在日出前的微光白晝中抵達瓦拉納西，當火車駛入跨在恆河上的馬爾維亞橋（Malviya Bridge），我在這個英國人建於十九世紀末、長達1,048公尺的雙層式鐵橋上，終於第一次看到古老的恆河，清白色的水面剛被倒入金色的晨光。
雖然這次是第二度重返瓦拉納西，此刻我想到待會下車後，還要在黑夜之中穿梭無數髒臭而狹小的古城巷弄來尋找預定好的旅館，不禁感到焦慮和沮喪。在人車擁擠、混亂的城市中心下車後，我和 Pia 即將前往各自未知而辛苦的迷途與尋路。道別前我想了想，決定把行李中唯一的一罐高濃度防蟲噴霧給了 Pia，不久我們就分別消失在瓦拉納西的黑夜與人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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