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文, 印度生活
印度幫傭百態:從倒茶和掃廁所的區別,看見階級中的階級
阿爾 /
一次期中聚餐,法學院一名印度裔女教授在宴會上親暱地摟著自己的孩子,在座的同事們便藉此開啟對話,她笑著制止說:「今天的話題不許包含工作和孩子。」大家心中一凜,紛紛住了嘴,心裡暗罵自己的迂。一會兒後,她開始告誡在場的非印度裔教職員,不要和司機、服務生或清潔人員等性質的工作者說「謝謝」,因為「沒有必要」。在場無一人反駁或是追問何故,很快的,身穿藍色 POLO 衫的侍者又遞來另一瓶紅酒和炸起司,我們開始抱怨即將到來的學期末將是如何的艱辛。
我一直到最近才注意到,不是所有穿梭在教師宿舍的印度人都是教授或學者。他們絕大多數是幫傭,只有他們會在打過招呼後稱你 ma’am 或 sir。校內大部分的教授家中都至少有一位幫傭——清潔是必須的、有孩子的就會請保母、想養狗又沒時間照看的就要找人遛。我自己則請了一名園丁,每週四上午為我灑掃陽台和整理花圃。
同場加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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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臺灣人的眼光看來或許有些「豪奢」,事實上,在印度,家境「過得去」的家庭幾乎都有幫傭。因為人力之價賤幾近瘋狂的程度——我每月只需付給我的園丁六百盧比,相當於三百塊新台幣;學院秘書的清潔傭每日為他清掃三十坪大小的公寓,一個月只收取一千盧比,大約五百塊新台幣,而這已接近「慷慨」了。
由於種姓制度遺毒未除,印度至今依然是階層嚴明的社會,留用家傭的傳統一直都在。九零年代印度第一波經濟改革後大幅成長,城市裡新興的富裕階級人口數急遽成長,許多鄉間人口,甚至是非法移民紛紛湧入城市,成為家傭、廚師、保母或司機。幫傭的人數比主人家裡的人口還多得多的情況並不少見。
如同曹雪芹的小說《紅樓夢》所述——越是豪奢的家庭,所聘用的僕役不但越多,分工也更加細緻——寶玉的貼身丫環秋紋和碧痕因雜役小紅為他倒茶水而罵道:「沒臉的下流東西!⋯⋯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同是家事,也有高低之別,要廚師碰清潔工作幾乎是種侮蔑的行為,這是因為種姓制度原本就是以工種為基礎將人們分門別類。也是因為種姓制度,許多主人理所當然地不讓傭人同桌吃飯,甚至是使用同一部電梯或廁所。我的園丁數次拒絕我給他的杯裝水;但是我若給他包裝好的飲料或是零食,他都願意拿走。我猜測,他認為清潔傭不能碰主人的餐具。
即便主人作風開明,其他人也未必能放過他們。傳統的婆婆惱新潮的媳婦讓廚師共食,於是雙方爭執不下;或是餐廳裡的賓客訝異保母怎會和他們同桌而讓當事人難堪受挫等等,都是新德里等大城的日常風景。我必須,很遺憾地,說這是幸運的狀況。多數時候這些幫傭未能享有平等的待遇,一名家事傭很可能在工作了數十小時後還要站在餐桌旁等待主人一家用餐完畢;保母跟進餐廳以後不一定能吃進任何食物,卻還要幫主人一家拍照。
2017年七月,緊鄰德里的新興市鎮諾伊達(Noida)發生了一起驚人的暴動——一位名叫左拉·比比(Zohra Bibi)的女傭遭到遭女雇主密圖·瑟堤(Mitul Sethi)指控偷竊並虐打,因此躲在地下室一夜沒有回家,他的丈夫等親友等約三百人因此聚集在雇主居住的 Mahagun Moderne 大廈前試圖救援,最後引發一場火爆的動亂。
「他們(幫傭)就像是卡在我們喉嚨裡的骨頭,我們吞不下去,也吐不出來。(They are like that bone that is stuck in our throats – we can neither swallow them, nor can we spit them out. We need each other, and must learn to coexist with mutual respect.)」瑟堤太太的一名鄰居在事件過後接受記者訪問時說道。一句話精準的道出印度現代社會中幫傭與家庭的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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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幫傭沒有契約也毫無法律保障。來自貧困的鄉間或是異國的他們,在身分位階分明的印度不僅不能被觸碰,甚至完全不被看見,連一聲感謝都聽不得。如若僥倖碰上熱心的銀行家,來自孟加拉的非法移工也許有機會取得一個銀行帳戶,進而申請難民證長期居留;幾代文盲的家族在女律師的資助下有幾個孩子得以進入大學;穿梭在豪紳之間的管家因人面甚廣,逐漸地也晉身中產階級。這些都不是特例,然而全都得仰賴主人的良善,每一次受雇,幫傭就像是骰鍾裡的骰子,在劇烈的鬧騰以後,打開才是人生的真章。
主顧之間的衝突自然多著。請過清潔傭的臺灣同事曾經委婉地抱怨,該名傭人對於「乾淨」的理解和他不太一樣,雙方又因語言不通而無法順利交流(我認為他的描述十分精確,很多時候真不是這些傭人特別偷懶,而是沒有經過指點的他們心中對於整潔的標準就是不太高)。還有已為人妻的友人不得不換過好幾個廚子,因為他們聲稱的菜價往往和他們買回來的標示有所出入。我也聽過不只一位外籍人士對於許多幫傭會因為他們外國人的身分而漫天開價表達不滿。大部分的人在知曉他們的薪資水準後,心裡難免愧歉不安,然而也就是清楚行情,才會對於他們的信口開河感到又好氣又好笑。
主人對於幫傭當然也不只充滿著怨言,更多的是防禦之心。我一名臺灣友人所居住的社區要求幫傭們繳交兩千盧比的押金,以防止可能發生的偷竊或毀損。七月發生在諾伊達的暴動,女僕左拉聲稱起因是他向雇主追討兩個月的欠薪一萬兩千盧比(約新台幣六千元),而對方不僅拒絕要求,還指控她在離職前便偷了一萬七千盧比(約新台幣八千五百元),她驚慌之餘才逃到大樓的地下室躲藏。左拉的丈夫和同樣來自貧民窟的親眾則表示,他們集合至大廈前是為了打聽左拉的下落,卻遭到大樓的保全威脅要殺死他們;而女雇主瑟堤太太反駁,這些聚集在大樓前的三百位暴民恫嚇要她的性命,分明是左拉竊盜被發現後要求不要報案。
雙方各執一詞。該大樓的保全負責人阿休·亞達(Ashok Yadav)嘆道:「事實上,女主人和女傭之間是共生關係。雖然大樓的住民現在非常的生氣,而且震驚於暴民攻擊的方式,但不久後他們一定會再找到新的女傭。否則(沒有女傭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呢?(The fact is that it is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dam and the maid. Right now, the residents are very angry and shocked at the violent way the mob attacked the society. But before long, they will have to find new maids. How will life go on otherwise?)」
幫傭與主人之間的關係確是密不可分的。對逐年遞增的職場女性而言尤甚,正是家傭與保母使他們得以自繁重的家務及母職中暫且脫身,在職場上傾力以赴。有時我不免有感,我能不能激切的說,是男性幾乎完全的置身事外,導致女性的成就必須建立在剝削更弱勢女性的勞力以及時間呢?
女教授的丈夫在另一邊的吧檯旁和其他的同事大聲玩笑,離妻兒遠遠的,看來他什麼也沒聽見。後來孩子也幾乎都圍繞在他妻子身邊,他開啟了另一瓶紅酒。而我們也都情願他開啟新的話題,不至於令人愧歉難安的那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