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經時事
印度：最大民主國家的榮耀與掙扎－統治者與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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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古哈（Ramachandra Guha）
一九九〇年代快速經濟成長的第二個結果，是生活在官方貧窮線之下的人口比例降低。針對印度確實的貧窮人口數字，學者間激辯不休。部分統計學者認為僅有百分之十五生活在貧窮線之下，較不樂觀者則估計數字應高達百分之三十五。雖然明確數字仍有爭議，但幾乎所有學者都承認，在絕對與相對定義上，貧窮人口確實在一九九〇年代下降。一九九〇年代初，將近百分之四十的印度人為「貧窮人口」；二〇〇〇年時，此數字下降了超過十個百分點。
儘管如此，印度的貧窮人口仍舊眾多，也許將近三億人。奢華購物中心與全新辦公大樓之外，是多數都市居民居住的貧民窟與違章建築。這些人服務中產階級，卻永遠不可能晉升中產；他們「販賣自己永遠不讀的報紙，縫補自己永遠穿不起的衣服，清洗永遠無法擁有的車輛，興建自己永遠住不起的大樓」。其他貧民窟住戶長時間低薪，進行有害健康的工作，例如切割金屬與分離化學物質。他們通常缺乏組織，容易遭到無預警解僱，缺乏保險及年金等福利。
然而，印度多數窮人仍住在鄉村中，因為經濟自由化的果實甚少流入鄉村地區。一九九〇年代間，農業成長極為緩慢。政府雖曾試圖推動農產多樣化，為地方市場種植蔬果及外銷花卉；然而這些行動成果有限。主要是因為公共建設效率不彰，例如缺乏處理或儲存農產所需的電力，並缺乏運往市場進行販售的道路建設。
即便談到食物這種基本資源，狀況也不如預期樂觀。就印度全國而言，確實有舒適程度的糧食剩餘。政府穀倉中維持四至五千萬噸的「緩衝量」，然而流通配送體系卻嚴重不足。缺乏糧食的時刻，倉儲無法迅速送到需要的社區。配送能力也不足，公共配送體系（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PDS）更容易送達都市地區與富裕邦省，而非鄉村區域及窮困邦省。此外還有嚴重貪腐問題；根據一項估計，PDS 送出的穀物僅有百分之二十抵達預期對象手中，其他則流入黑市販售。國內許多區域，飢餓與營養不良仍然猖獗；降雨量不足時，飢餓致死的消息時有所聞。
國家多數區域中，生命與生計仍仰賴水的取得。獨立後五十年，不到百分之四十的土地獲得系統灌溉。對多數農民來說，每年降雨量浮動的不確定性，更受到都市全年不斷供水需求的影響。德里的水供自兩百英里外的泰赫里水壩（Tehri Dam）；邦加羅爾則取自一百英里外的科弗里河。權貴人士居住的都市地區，以高度補貼的水價，隨時取得用水。資源稀少與歧視有時會激起絕望行動。記者塞納特（P. Sainath）在泰米爾納德旅行時，農民半夜攔下他搭乘的火車，取走所有的水。十年後，拉賈斯坦北部一場大旱，迫使比卡內爾牧民必須到市場買水，以免牲口渴死。他們付出的價格，是德里居民水費的一百六十六倍。
二十世紀的最後幾年，農民自殺的消息開始出現在報導中。這是令人不安的新現象。數世紀以來，飢餓貧窮雖是次大陸常見景象，卻從未有這麼多農村人口採取自殺的極端行動。正如法國社會學先驅涂爾幹（Emile Durkheim）指出，自殺是現代都會生活導致迷亂與疏離的結果。這種現象在十九世紀晚期的法國社會裡層出不窮，特別在失去家庭社群庇護的都市移民之中；二十世紀末，邦加羅爾年輕軟體專業人士的自殺案例也逐漸增加，因為無法承受長時間工作與同儕快速成功的過度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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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類學者先前曾報導部分孤立山區部落的高自殺率。然而此刻在穩定農業社群中發生的狀況是前所未聞。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五年間，至少發生一萬起農民自殺事件，發生區域廣闊，包含安德拉邦與拉賈斯坦邦。自殺者通常是身為一家之主的男性，採取吞農藥的方式自殺，有時則是上吊或觸電身亡。許多案例中，他們採取極端行動，是因為無力償還多年持續累積的債務，債主則是銀行、合作社或私人放貸。然而債務也是鄉村生活的常態，為何此刻會導致如此悲劇結局？目前尚無系統研究回答這個問題，卻有一些初步猜想。農民自殺潮也許與當代印度的快速社會變遷有關。電視機將新的消費社會影像帶進農村，對成敗賦予高價值。因此當收穫不利，或新農作未能帶來預期收成時，此刻個人感受到的羞辱，則遠高於過去較穩定、得失心較低的年代。
印度持續貧困的原因之一，在於政府提供教育與健康照護等基本服務的能力薄弱。一九九一年改革開始，僅有百分之三十九的印度婦女能夠讀寫，男性的比例則是百分之六十四。印度不僅落後西方先進國家，也輸給亞洲鄰國。此時斯里蘭卡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女性與百分之九十四的男性受過教育，中國則分別為百分之七十五與百分之九十六。
無能提供——某些人可能會說不願提供——全民甚至多數人民受教機會，是印度獨立以來最大的失敗。一九九〇年代，印度政府啟動許多方案提供普及教育。首先是縣市基礎教育計畫（District Primary Education Programme），以女性識字率低於全國平均值的兩百五十個縣市為主。稍後，此計畫為全民教育計畫（Sarva Shiksha Abhiyan）取代。政府投資在基礎教育的預算增加，同時也有來自國外捐款人的資金投入。
最高法院下令所有邦政府都必須在學校提供中餐，因此政府必須採取更為積極的行動。許多就讀國小的學生在升學前輟學。「中輟生」裡很高的比例是女孩，她們被留在家中幫忙煮飯、清洗與撿拾柴火等家務。泰米爾納德邦是首開先例在學校提供中餐的區域，就學比例明顯提升，因此期盼透過全國擴大實施，鼓勵父母親送小孩上學，並讓孩子留在學校。
許多創新非政府組織（NGO）也在一九九〇年代期間，加入教育領域。一個活躍於安德拉邦貧困區域的 NGO，成功讓四百個村莊裡的每個孩子都入學。這個組織為晚入學的孩子（多數是女孩）「補課」，讓她們加入一般課程前先接受六個月密集補課。另一個 NGO 在印度最大城市孟買的貧民窟中，進行類似做法。他們建立了三千個遊戲學校（balwadis），讓三到五歲的孩子來學習讀寫。這些人口高度密集的貧民區中，所有空間都很寶貴，因此遊戲學校運用各種場地：廟埕、學校穿堂、公園甚至政黨辦公室。遊戲學校之後，這些孩子進入一般市立學校。到了一九九八年，約有五萬五千名學童完成這個過程；此做法也延伸到北印與西印其他城鎮。
然而邦與邦之間，在執行度與效果上落差甚大。比哈爾與北方邦的學校十分破落，幾乎毫無設備可言：缺乏黑板、課桌椅及女生廁所。教師意興闌珊，缺席率高；家長亦不太關心。南方的喀拉拉、泰米爾納德及北方的喜馬偕爾則表現較佳。最後這個邦的教育，進步速度快得令人感到驚訝。喜馬偕爾邦內的主要種姓是拉吉普特人，傳統上將婦女留在家中。此邦位於山區，小村莊星羅棋布，因此很難決定學校地點，上學益加困難。然而在該邦第一位首席部長帕爾瑪博士（Dr. Y. S. Parmar）領導下，邦政府克服了這些自然與文化的不利因素。一九六〇年代末，喜馬偕爾邦由旁遮普邦分離出來，帕爾瑪將基礎教育視為公共政策的核心要素。教育相關公共支出是全國平均的兩倍，比起印度其他區域，喜馬偕爾邦的師生比更低。家長很快理解到送女孩與男孩入學的好處。家長的關心與有能的政府攜手合作，確保學校運作良好，教師也獲得適當鼓勵。結果是十分驚人的：一九六一年時，這些山地縣市中僅有百分之十一的女孩識字，到了一九九八年，數字跳升到百分之九十八。
雖然其他邦省的表現不及喜馬偕爾，但資料顯示教育體系已不像過去沉滯不前。一九九〇年代末，女性識字率從百分之三十九提升到百分之五十四；男性則由百分之六十四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六。這些數值改變背後，是概念上的重大轉變。一度，許多貧窮父母選擇送孩子去工作，而非上學。現在，他們希望孩子能爬上自己無法抵達的地位；透過運氣與努力，離開勞力生活，換取現代經濟中的工作。如同教育學者羅摩強德蘭（Vimala Ramachandran）在二〇〇四年時寫道：「需求面從未看來如此樂觀。過去十年所做的研究提出強力證據——所有社會族群都表現出對教育的強大需求。當政府確保附近有運作優異的學校時，入學率通常都很高。」
雖然教育方面的發展得以審慎樂觀看待，衛生醫療的前景卻依然黯淡。中央與邦政府經營的醫院狀況都很淒涼：擁擠、貪腐、缺乏基本設備或合格醫生。而政治階級顯然並不在意。事實上，衛生醫療的公共支出持續下降。一九九〇年時占 GDP 的百分之一點三，到了一九九九年，卻降到百分之零點九。同時，私人醫療機構卻快速擴張，在二〇〇二年包辦了將近八成的醫療支出。然而這股發展是為了服務成長中的中產階級。在某些區域，窮人是由有心的 NGO 提供服務，但在多數區域通常自生自滅，透過原住民巫醫或村莊的庸醫來治病。
這裡也許值得引述一些統計數字。二〇〇一年印度人的平均壽命為六十四歲。在許多邦中，嬰兒死亡率仍舊很高。例如在梅加拉亞邦，每千名嬰兒中有八十九人死亡。印度有全世界六成的痲瘋病患（約五十萬人）。一千五百萬名印度人罹患肺結核，每年新增兩百萬人。這些古老疾病之外，還有一項新威脅——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IDS。二〇〇四年時，約有五百萬印度人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帶原者。
一名知識豐厚的觀察家如此寫道：「印度已經停止思考公共衛生問題，並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