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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汝羽

升學主義、校園風氣和性別文化

我自己經歷過高中和大學聯考,研究所是用甄試就讀,對台灣的升學主義與文憑導向印象深刻。而在 IIT 任教時,我也觀察到類似的情況。IIT 的學生若不是天生資質優異、家庭背景與父母親教育程度高,多半在十一年級跟十二年級(同台灣高二、高三)就進入以 IIT 為志向的補習學校念書,有的甚至在六年級之後便進入考入 IIT 志向的寄宿學校讀書,過著以準備考試為導向的學習生活。

這些通過極為激烈的競爭取得印度名校入學許可的年輕人,往往對自己的能力極為自豪,也展現出勇於嘗試新領域、學習新知識的熱情。然而相對的,對於學習成績不理想、處理學業以外的事物,他們表現出的適應能力也較為薄弱。許多青春期皆在補習學校度過,和家人相處的時間極為有限的明星學生,其實缺乏經驗去處理不同類型的社會關係以及接受本身的脆弱性。

從二〇一五到二〇一七年,IIT Madras 發生多起學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在宿舍自縊,事件鬧上全國新聞版面。由於自殺者多未留下遺書,根據同伴的證詞或猜測,新聞媒體將原因歸咎於找工作的壓力、感情、無法如期取得學業成果的焦慮沮喪。這樣的情形並非馬德拉斯分校獨有,也並非只有印度大學會發生。但這頻繁發生的悲劇使得人們開始關注在一所被譽為人生勝利組生產工廠的頂尖校園當中,究竟有哪些人生陰暗面被隱藏。我的學生們告訴我,他們一路在父母親保護下成長,花了兩、三年到六、七年不等的時間苦蹲補習班解題,放棄了娛樂、放棄了和朋友無所事事的自由、放棄了青春期的愛情,沒有機會了解另一種人生的活法,就這樣擊破各種競爭一路來到頂尖的大學,對所擁有的永不滿足,卻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在印度社會仍舊保守的風氣中,討論心理健康並去除精神疾病的污名或許在大學校園中比在其他地方都來得更容易。根據新德里的宇宙心理健康中心(Cosmos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資深心理師接受《印度經濟日報》專訪時表示,主動接觸該中心尋求諮商的學生人數在去年成長了百分之十二,在十八到二十五歲之間的諮商服務使用者,有超過七成以上是正在攻讀專業資格證書或高等教育文憑的年輕人。(註一)大學也對於學校在學生排遣課業及生活壓力所能夠扮演的角色上有更多投入,不管是設置諮詢熱線或是將心理諮商帶入學生事務。IIT 的學生為了工科入學測驗(JEE)花費了大把青春,而未能在人格發展上得到充分的時間和經歷去探索與成熟,IIT 的教授們也多半能在教授治校的架構下對此做出回應。

高等教育的商品化也反映在學校為了爭取排名,傾向於將資源投入生產力高的系所或研究團隊這種功利主義上。這也順帶影響到某些教授偏好指導優秀表現的學生,對於靠著保留制度進來、學業成績跟不上的學生相對不願意多付出。種姓身分作為不平等的條件,就學生的觀點,也發生在弱勢生身分和實際不符的矛盾上。反婆羅門至上(Anti-Brahminism)的運動自九〇年代起方興未艾,達利人運動(Dalit movement,主張賤民賦權的政治運動)在泰米爾邦也是地方派系的重要組成。

儘管種姓制度不再合法,但它的影響從未消失。印度的種姓制度仍然扮演了劃分群體的變因,只是這些變因現在擴大成為由地域、民族、社會階級等成因共同決定的邊界。只要人們還是認為不同種姓的人群有所差異,這個制度就不會消失。特別是種姓區分造成的派系與政治勢力結合,身分成為一種可以被兌現的政治與社會資本。學校校園究竟能不能進行基進的政治活動?達利學生是否因為種姓身分受到歧視?當中央政府的政策偏向某一種意識形態,大學直接受政府預算資助,能否堅守立場容納學生主導的異議社團?這些問題都反映在 IIT Madras 的校園生活中。

此外,在現實中目前印度社會當中的弱勢族群已經不能夠僅用種姓或者性別身分區分,我們見到越來越多家徒四壁的婆羅門和開著雙跑車上學的首陀羅。因為職業不再世襲、財產的交換價值改變、人口流動,種姓身分已經和家戶收入不直接相關。達利人學生透過保障制度以相對低分的成績入學,壓迫意識被開明的大學生風氣或政治參與喚醒,種姓身分又可以取得各項費用減免,給其他學生一種「明明沒那麼弱勢,卻貪心要把好處占盡」的印象。這種種姓身分與經濟弱勢掛鉤的想法若不改變,加上許多通過保留制度入學的學生在求學競爭的過程中往往要奮力追趕,漸漸地就與非保留制度入學的學生形成「不同群」的現象,大學校園若想要能夠成為世俗化的、不同文化族群的自由思想融合交流的場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儘管中等教育學程委員會公布十年級會考的成績結果女學生的表現優於男學生,女學生進入高等教育的比例一直在提高,然而在頂尖的高等教育機構,性別比例仍然懸殊(包括教授與專業師資也是男性遠多於女性)。在科系的選擇上,學費高昂或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補習的理工科系和也是男多於女。男女學生受到大學校園生活的保護,能夠在課堂上與課後自由交流,也有許多機會共同辦活動或參加競賽。

我觀察到在大學校園活動當中,性別平等是一個廣被接受的概念,然而這樣的概念在地方文化脈絡與社會結構當中應該如何操作或者被實踐,需要長時間與多數人投入參與來醞釀。我也曾經因為在課堂上放映李安的電影作品「喜宴」,其中同性戀情節引起一名學生抗議。學生表示,印度大法官解釋憲法時將同性戀定為違法,在課堂中便不應該放映相關情節的作品。我因此改換了與課程搭配的多媒體教材。


本文收錄於《看見南亞:從孟加拉、印度,到巴基斯坦,台灣人在亞洲次大陸的發現之旅》一書。博客來金石堂誠品讀冊火熱販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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