吠陀文化下的部落組織：印度種姓的由來與影響

文／湯瑪士‧特洛曼
譯／林玉菁

吠陀文化衍自西亞及中亞的先祖，在印度發展而成。雖然在許多方面，與這時已然殞滅的印度河城市相比，是比較簡單，以村莊為主，甚至部落式的文明，吠陀文明註定將更深入印度次大陸，在北印度、孟加拉及斯里蘭卡建立語言，並在整個區域留下宗教與知識生活的印跡。在這個過程中，它也吸收融合印度河文明殘留文化的片段，並隨之改變。

（略）

吠陀部族是前述父系數代同堂家庭的集合，依據共同遠祖結合成氏族，透過婚姻連帶關係、共同文化及對抗共同外敵，組成鬆散聯合。至少在婆羅門祭司家族中，有稱為「氏族」（gotras）的父系族系系統，每支族系傳自同一群賢者（rishis）。他們相信這群賢者最早由天啟「聽聞」吠陀詩歌，並傳遞給凡人。相同氏族族系的婆羅門在共同出身下結合，在吠陀初期，擁有獨特髮式、服飾與儀式。不同氏族族系透過嫁娶另一族系的義務，相互連結。

亞利安人之間，並非生來平等。他們由已然分工的原人身體產生。專司神聖話語的婆羅門祭司，來自嘴部；擁有保護責任的剎帝利或戰士則來自手臂；進行放牧、農業與商業的吠舍，出自大腿，是社會的經濟支柱；來自腳部的首陀羅，則是僕役種姓。

吠陀部族內部絕非平等，而是依功能分成四群，透過相互依賴結合，具有上下階級劃分。政治權力握在剎帝利手中，在某些部族，權力廣泛分布於不同偉大戰士族系的族長之手，只有戰時才會短暫集中到首領（rajan）手上。其他部族中，世襲首領逐步將政治權力收攏到單一戰士族系，在德里區域的俱盧與般遮羅部族之中特別明顯。這類部族確實可稱為王國，但我們仍須謹記它們的部落個性，他們對部族及被統治者施加的權力，僅限於當時正好佔領的土地，而非該部族起源且明確劃分之領土上的居民。王權是透過向祭司更高權威的臣服，獲得授受，因此遠非極權。雖然婆羅門也為國王子民，同時也是王室權威的來源。俱盧與般遮羅部族之所以被後世視為王者典範，不單是在部族國家中強化王權的驚人成就，同時更庇護婆羅門祭司與吠陀祭祀。

吠陀時代是英雄的時代，戰爭是戰車武士及隨從人馬的特權與主要職業，追尋理想包含馬革裹屍、戰時的榮譽行為、對降者仁慈、與所有人分配戰利品的慷慨王者風範。雖然戰爭不斷，但亞利安社會限制其規模。亞利安部族並未團結對抗非亞利安人，因為缺乏團結的政治基礎；事實上，亞利安部族彼此爭鬥，並不亞於對抗非亞利安人，因此，戰爭仍維持在小型規模。

戰爭目標也很有限，主要是可移動財產（牛群、金、女人），偶爾包含部族可以移入的領土。由於部落組成，王國吸收外來人口的能力也很有限。一方面，收養律法嚴格，因此排除其他較簡單社會經常吸收俘虜進入政體的管道。另一方面，由於王國的部落性質，被征服的人群無法與政治權威建立直接關係。他們只能透過成為個別家戶的家務奴隸或僕役（shudras），整合進入部族；而整合大量敵人的管道並不存在。因此部落國家很少致力於征服統治鄰邦；大型國家的形成，除透過相關部族結盟外，尚須等到新的治國原則發展之後。

印度－亞利安語言與吠陀文化在北印度的擴散，以及原住民族的非亞利安語言和宗教的沒落，部分透過戰爭、俘虜奴役與主僕關係發生。吠陀時代初期，奴隸（達薩 dasa）一詞同時也指涉「蠻族」，實際上為原住民族族名。僕役階級的名稱（首陀羅）應該也來自非亞利安部族之名。然而，改變也自然發生。

證據顯示，非亞利安國王提供庇護，透過婆羅門執行吠陀祭祀，獲得超自然力量的益處。當吠陀時代接近尾聲，即便並未深入，吠陀文明幾乎傳遍北印度，同時也接收吠陀國王統治轄下或聯盟內其他族群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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