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印度女權不遺餘力的運動家們，為何反對判強暴犯死刑？

在印度，死刑還是一個廣泛獲得民眾支持的處罰方式，而且印度處決的方式還是用麻繩吊死的絞刑，在2012年的新德里巴士強暴案，走上街頭的人們都高呼著性侵犯應該全部處以絞刑，民眾憤怒以及悲傷，甚至是到達一定程度的社會恐懼，希望「讓這個人消失」的怒吼完全可以被理解，但長期推動印度女權的運動家們，卻是死刑的反對者。

在民眾的抗議之下，印度國會通過法律修正案，使原本最高只能判處七到十年刑期的強暴罪，提高至最高可以判處死刑，但強暴案件卻依然猖獗，沒有因為政府所宣稱的「死刑震懾效果」，而受到有效的管控。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女權運動家，不斷爭取印度的司法改革、警察體系改革、教育改革、移工與婦女的社會照護等方向，去探討並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因為他們要追求的，不是單一事件的「那個人」消失，而是「那種人」消失。

全印度婦女進步協會（All India Progressive Women’s Association）秘書長，同時也是印度著名的女權運動家克里希南（Kavita Krishnan）在印度政府修法之際，就跳出來反對，因為這甚至會成為刺激強暴犯殺死受害人以毀滅證據的動機，而死刑也不是女權運動長期以來訴求的核心目標。人們把死刑當成是一個快速的解決方案，卻反而忽視了性暴力的根本原因，即使特定個案的強暴案被吊死，也無法阻止未來的強暴情況再次發生。

關於死刑與否，印度的女權運動圈有許多人和克里希南站在一起，但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例如新德里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庫馬里（Ranjana Kumari）就認為，這釋放出了正確的訊息，讓犯案者知道自己是逃不過的，但她也不斷強調，最重要的在於司法體系的改善，若司法體系不健全，判刑緩慢加上認罪率低靡的情況下，死刑依舊沒有效果。

當台灣的議題不斷的圍繞在「死刑」，無論是廢死還是反廢死上打轉時，「我們的社會生病了」這個最根本的原因，卻不斷的被刺激性言論，又或是指責謾罵選邊站的新聞給掩蓋了。從鄭捷台北捷運隨機殺人案，再到了現在的女童割喉案，我們看見的是這種隨機殺人行為的「仿效」，而「求死」成為動機。未來甚至有可能會出現更密集而頻繁的同類型事件，代表「來一個關一個，關一個殺一個」只是一種膝跳反應式的回應，我們只能恐懼的擔憂，之後相似的案件再次發生。

「社會生病了」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需要大範圍的投入政府、警察、社福機構、教育資源，乃至於各種防範措施的落實，就如同廢死聯盟法務主任苗博雅所說的，「除了殺掉『怪物』之外，我們真的在乎『怪物』是如何養成的嗎？」然而當耗時費力的社會反省與改善將苗頭指向政府時，死刑成為一個最好的擋箭牌。

回到印度，當時爆發大規模的抗議事件時，印度政府最大的回應就是修訂強暴法，許多資深女權運動家也批評這是印度政府逃避責任的方法，用最重刑責提高至死刑來安撫民眾的情緒，卻不仔細的從社會根本問題著手。除此之外，應該與法律相互配合的司法與警察體系問題依舊，等同在做表面功夫，社會層次的強暴動機與誘因也全被忽視。最終就算真的處死，消失的也只是「那個人」，未來卻還有無數的「那種人」。

法律除了形式，某種程度上也是基於人民害怕的心理而成立，因為那個處罰，無論是金錢上、自由上，或是身體上的處罰，是令人畏懼而不想要承擔的。可是在印度的強暴案件裡，我們看見的是因為政府失能，而人們對於法律效力心存僥倖。

而在台灣的隨機殺人案件裡，我們看見的是兇嫌「不怕死」，甚至是為求一死而犯案，這代表無論死刑存在與否，真正的核心都在於社會中那些層層疊疊而盤根錯節的問題。這需要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探討和完成，而不只是單一個人「死」與「不死」的問題。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