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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封城之下的貧與富：你我都可能是特權階級
印度尤 /
每次看著電影裡的世界末日，總是有權有勢有錢的人先搭上那艘諾亞方舟，一般人民被留在原地求救無援，心中難免憤慨。然而，在這場新型冠狀病毒的肆虐下，我們也正在經歷這樣的區分，印度政府的政策血淋淋地切割了那些弱者，在新德里的我，深深地知道自己是特權階級的一分子，尤其在這樣的封城時刻。
封城對我這樣一個派駐在新德里的記者而言，是把自己鎖在那間公寓裡，裡面有著我提前好幾日就買好的存糧，有我提前一個月準備的三層醫療用口罩，還有朋友留下、現在幾乎買不到的酒精噴霧及乾洗手，我和太太還有心愛的兩隻貓，待在這個現代化的大樓裡，那是我們給自己打造的方舟，除了自己也容不了別人。
剛開始封城時，兩位印度婦女來敲門，問我們是否需要打掃，想必是疫情讓她們頓時失去工作，只好到處敲門碰運氣。我總是浪漫地稱呼他們是都市裡的遊牧民族，在太平盛世裡，他們無聲無息地存在著，默默地在一處完成任務又移往下一處，今天賺的錢只夠今天使用；說好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實際上就是毫無餘裕之人，而這種毫無餘裕一旦撞上了巨變，連拐個彎求點垂憐的機會都沒有，只能迎頭撞上——3月21日，一名班加羅爾的嘟嘟車司機，因為一直載不到客人而自殺。
印度總理莫迪在疫情爆發之後的第一次全國電視演說，柔性勸導要雇主們別辭退家裡的幫傭、司機、警衛和園丁，聽起來浪漫想起來卻天真得有些愚蠢，當這些人引頸盼望政府能讓他們喘口氣時，莫迪卻把球拋到造成他們毫無餘裕的雇主手上，真的能在此刻伸出援手的雇主，能有多少？就連有法律保護的正式員工都面臨辭退和無薪假的命運，更遑論這些一無所有的人，連對抗的勇氣都沒有。對他們來說，相較於逃過現實生存的難關，躲過全球大流行病倒還容易些。
全球消費品領導集團聯合利華，在印度一直有個如神話的銷售奇蹟——小包裝產品。那些五毫升的洗髮精和沐浴乳，正是因應都市勞工與偏鄉農民而生，若是連平日的微薄工資都沒有了，他們又怎麼有能力維持個人與環境衛生呢？偏偏這卻是預防感染的最基本措施。
全球大流行病當前，抗疫基本上是一場特權階級的戰場，尤其是在印度這樣一個貧富與城鄉差距極大的國度，睡在路邊的人如何與人保持距離？沒有餘裕的人如何能囤貨多做準備？住在貧民窟的人哪裡來的乾淨用水？口罩和乾洗手價格飆漲又缺貨，底層人民如何買到？四處打工的勞工如何能找到固定之所隔離在家？不只預防保護是特權，就連知道什麼是新冠病毒都是特權。
這讓我想起2016年印度總理莫迪閃電廢鈔，一夜之間所有五百盧比和一千盧比的紙鈔都不能用了，在那個時刻，有信用卡、有銀行帳戶、有智慧型手機、知道如何使用線上支付、家附近有自動提款機，以及知道廢鈔究竟是什麼的人，都是特權階級。我想起自己當時在排隊領鈔時，因為太過憤怒而衝進銀行飆罵了櫃員一頓，現在想起來也是一種特權，底層人民平常連進去銀行給人服務都不敢了，遇到這種不公不義的事，誰敢衝進去大小聲？安安靜靜排隊就是了。
平常的日子裡，底層人民不能有的是奢華珍稀，在危機之中，他們是連基本物資都難有，無論何時何地，這世界上都有特權階級，如同印度的種姓制度一般，總有上與下的區別，當上層往下時，下層還得更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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